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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贪腐行为，历朝历代都不会手软。然而，很多显赫的王朝还是因为官吏贪腐，纲纪崩毁，而不得不重复着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
    在中国的历史上，肃贪最严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个了，他发明惩治贪官的办法无数，但也并没有真正消除贪腐，其子孙也因贪腐遍野而国破家亡。有人把朱元璋的失败归结为官员俸禄太低和肃贪手法过于急躁等原因，这实在是庸医乱诊了。
    高薪低薪仅仅是官吏能否过上好日子的一个基础，与官吏贪墨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否则，按照这个道理推测，解放初期低薪制岂不是要贪腐遍地了?当然，在财力有保障的情况下，增加公务员的工薪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把低薪归咎为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正确的。同样，那种把朱元璋肃贪失败归于手法过于急躁也是不正确的。腐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容不得半点妇人之仁。对于腐败如果不能及时用霹雳手段加以遏制，如果不能以雷霆万钧之气势予以震慑，那么，就会有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起来，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只有腐败分子才会献上反腐不能操之过急的馊主意来。一个王朝初期，面临诸多危机，官员就会兢兢业业，披霜露，斩荆棘；才有一个振兴时期，然而，一旦稍有懈怠，腐败就会横行，贪墨之风就会蔓延，逐渐将前人的所有老本挥霍殆尽，甚至落得个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这就是黄炎培老先生总结的名句：“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面对这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如不能迅速扑灭贪腐弊端，岂不是自寻死路?无异于是非不分的东郭先生，就只能使农夫与蛇的悲剧继续发生下去。
    既然低薪和操之过急并不是朱元璋惩腐不利的主要原因，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历史上这场有名的惩腐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呢?关键在于没有找到贪墨的真正原因和肃贪的有效办法。
    反腐仅仅成为个人的意愿而不是群众的热情。这是朱元璋反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家国天下的模式，反腐往往成为帝王自身的事情，朱元璋肃贪行动也没有跳出这一规律。肃贪一旦成为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责任，而非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肃贪就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虽然朱元璋与其他封建皇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创造了一个“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问罪”的办法，而且规定：“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拦，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谓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可惜，这一接近真理的发明却没有向前再进一步，比如，为什么要绑宫呢?这不太现实，如果规定普通百姓掌握证据就可以上京告状，或者是可以越级上访，要求贪官的上级予以公开的答复等，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群众监督的问题了，那么，现在还会不会是朱家的天下，就不得而知了。正是因为这一发明没有可操作性，结果这一接近真理的发明就因为操作性不强而破产。朱元璋把肃贪还是当作了自家的事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其中，使肃贪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注定是要失败的。
    反腐仅仅停留在制度的表层，这是朱元璋反腐失败的关键。制度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但任何制度都不会天衣无缝，都有其不足之处。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执行者本身就出现了问题，就犹如源头污染了却想让河流清洁一样，无异于缘木求鱼。特别是当制度成为贪官污吏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的时候，制度也就成为了帮凶。这也是朱元璋为什么有好的意愿，面对汹涌的贪官风潮却无能为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当所有的制度都成为了歪嘴和尚念出的歪经，任何制度都会成为摆设，或者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上有政策下必有对策，惩治腐败的政策制度就会衍变成为严重的“逆淘汰”，上演一幕幕劣币驱逐良币的情景剧来。
    反腐仅仅停留在以杀代替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注定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贪官怕死，但是，贪官更怕被发现被惩处，整日待在告贷无助的监牢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枪毙贪官更让贪官心惊胆战，而且还能让一些贪官成为其他贪官们心中的定时炸弹。如果全社会笑廉不笑贪的风气形成的时候，贪官就会孤注一掷，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贪官成为社会上人人诟病的祸害，贪官成为了众矢之地，成为了人人鄙视的丑类，那么，贪官行为就会不为社会所容，贪官生存的几率也就会极小。
    反腐仅仅停留在针对个别官吏行为，忽视了贪官勾结形成集团为非作歹的危害。官吏贪墨的真正原因并非纯粹地为了钱，为了过上豪华奢侈的糜烂生活。官吏贪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保，当官吏们犯了党纪国法的时候，贪腐就是面临着严肃的处置的时候的一种自保!当官吏为了保住自身位子、票子等，而不得不加入贪墨大军的时候，当一个时期清正廉洁成为不值钱的奉承的时候，当贪官越腐越贪越升的不正常现象发生的时候，官吏贪腐更多地就成为了一种自保，一种个人的自保，同时也是圈子的自保。这绝非个人的行为，而是一大批人的最后挣扎，过不去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过去了大家就会鸡犬升天。于是，有更多的人为了保住官位，甚至是基本的生存空间而去贪腐，而去攀关系找后台，这个过程无形中就会让更多的没有关系后台的清正廉洁之士被“逆淘汰”掉，而严重的“逆淘汰”又会起到示范作用，导致更多的官吏不敢“儿戏”，为了自保而铤而走险，走上贪墨之路，就会形成强大的集团，肃贪就会成为肃廉。贪官可能生存下去，而廉吏则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发现一起贪墨案往往都是牵涉众多、涉及广泛、影响深重的窝案和串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这就是朱元璋为什么杀完一批贪官又冒出一批贪官的主要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对症下药，当会药到病除的。
    首先，就是要充分相信群众。朱元璋已经看到了肃贪需要群众参与这一真理，只是没有制定完善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实施方案，没有真正调动起老百姓反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可见，越级上访并不都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关键是在处理了越级上访的事件之后，更要查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越级上访，因为有越级上访者就必定有失职渎职者。顺藤摸瓜，自然就会把住贪腐的命脉！从某种意义上看，肃贪的过程中，发动群众积极性要比发展生产还要重要，特别是在取得天下没有百姓饿肚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否则，就会像朱元璋惩贪措施一样，虽然有好的意愿，但是，措施不到位，自然难见功效，即便是短时间经济发展了上去，生产发展的劳动果实最终也会丢失的，要这种发展又有什么用。
    其次，健全监督制度。建立自身的监督机制只是肃贪的一个方面，比如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这有点像现在一些地方的“廉政公署”之类的形式。但是，任何好的制度都必须要由好的监督体系予以监督实施。政府部门可以不去干预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但是，绝对不能不去监督自身以及下属的运行轨迹。除了自身监督以外，就是广泛的民主监督，目前最经济便捷的便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网络信息平台，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充分调动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和信心。
    综观中国历史，贪官污吏的出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出现的多少而已，治理的轻重而已。惩治贪官最成功的莫过于解放初期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毛主席说过，只有民主监督，才能跳出历史的轮回。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贪官不怕老百姓的时候，就是贪官泛滥横行的时候，因为，权力在贪官的手中，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最后必然欲望膨胀，无法无天，干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毛泽东同志严肃地向全党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之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