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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驳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
    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当年在中央党校直接参与撰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孙长江，如今已是75岁的古稀老人。回首“真理”回归的岁月，孙长江感慨万千地说：一切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创办《理论动态》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不久，就找吴江谈话说，党校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性的刊物”。
　　1977年4月间，由毛著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毛选》第五卷出版而作的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等等。该文发表后，全党组织学习，中央党校自然也不例外。
　　7月12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各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座谈。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在会上发言，他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能将“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二是“继续革命”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三是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
　　当天晚上，胡耀邦就找吴江谈话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就这样，《理论动态》创刊号于1977年7月15日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内第一个理论刊物出版。创刊号所刊登的就是吴江同志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中央党校学员人手一册。
　　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胡耀邦让吴江组织了一个班子，在理论研究室成立三个组即：理论组、动态组、外文资料组。孙长江是理论组组长，《理论动态》的编辑主要由动态组负责。孙长江说，胡耀邦对这份刊物寄予厚望，他经常是亲自定调子、出题目，并亲自修改定稿，为刊物“找米下锅”。
　　起草初稿
　　孙长江说，当时他在理论组。一天，吴江主任对他说，耀邦最近有个讲话，讲到研究党史要坚守两个原则：一是要准确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一切是非的标准，包括路线是非在内。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写了个东西，耀邦不满意，党校有的学员也有误解，认为检验真理一个要看实践，一个要看毛泽东思想。孙长江听了说：“这个不行，容易出问题，如果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发生矛盾怎么办呢？”
　　吴江与孙长江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两个人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检验真理不能有两个标准，只能有一个标准。最后他们商定，由孙长江起草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在孙长江在家中起草文章的时候，正巧遇到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同事来串门，她看到孙长江在家中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这个同志是杨西光的老部下）。后来，她再次见到孙长江时说：“我告诉《光明日报》的杨西光了，你在起草一个真理标准的文章。”
　　文章写了个初稿，大约有6000多字，孙长江交给了吴江，吴江看了后感觉不是十分满意。这个文章的初稿孙长江也给同事孟凡（资料组组长）、王聚武（动态组组长）、沈宝祥（时任动态组成员）看过。
　　集体智慧
　　杨西光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听了胡耀邦同志的一个讲话，他很受启发，就安排报社找一找有没有“关于真理标准”的稿子。此前，报社的同志已经向南京大学的讲师胡福明约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稿子，正准备安排在《光明日报》哲学版。杨西光看了后，要求将该文从哲学版上撤下来，准备作为重点文章另发。他认为文章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恰在这时他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撰写这篇文章。于是就安排秘书陶凯联系孙长江，陶凯把电话打到党校对孙长江说：“有篇文章，西光同志想请你帮忙看一下，《光明日报》准备发表。”
　　其后，《光明日报》的编辑王强华同志就将报社修改过多次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章小样送到孙长江的家中。
　　孙长江仔细看了胡福明写的文章，感觉哲理性不强，他又把文章给同事沈宝祥看了，沈认为这个题目不好，“一切真理”在逻辑上不通。在修改过程中，他又与《光明日报》的同志在一起讨论了几次。这时，杨西光又找到吴江，说了这篇稿子的情况，他对吴江说，想请孙长江同志修改后先在《理论动态》发一下，并且说他已经请示了耀邦。
　　吴江这才知道孙长江正在修改《光明日报》送来的稿子，他对孙长江说：“作者能写出这个题目还是有点勇气的！”然后又说：“你看看，尽量把你写的和这篇文章捏在一起，保留好的东西，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
　　就这样，孙长江根据吴江的要求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还特意找来了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贵秀、张显扬、董新民，对他们说：“你们是搞理论的，请你们一块来商量商量。”他们三人都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与孙长江有师生之谊，于是三个人就跑到孙长江的家中一块讨论这篇文章。
　　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了好多次，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时会为一个问题而争执起来。他们讨论文章，孙长江的爱人孙伟就下厨做菜，讨论结束后几个人小酌一番，又边吃边讨论。如今，已经退休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提及文章的撰写和修改过程，孙长江说：文章中的“唯一”二字非常重要。这也是他与吴江同志共同的观点，吴江认为“唯一”二字采自列宁。
　　孙长江将改完的稿子交给吴江，吴江又对稿子稍作修改，并于4月27日签署了处理意见：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杨、作者各一份（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用。吴江四月二十七日。
　　其后，《理论动态》的同志又将此稿打出清样让耀邦同志审阅了两次。1978年5月8日送到印刷厂正式印刷。
　　受人指责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胡耀邦同志的要求。这是胡耀邦同志的一个创造。这个署名的使用有一个过程。最初提出这个署名，是《人民日报》要发表《理论动态》的一篇文章，来电话问怎么署名。“动态组”的同志请示胡耀邦，胡耀邦说“报纸发文章，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走群众路线嘛！我们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也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秘书陈维仁把耀邦同志这个意见电话告知了《人民日报》。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动态》文章时均使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真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在《光明日报》刊出，意味着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承担着全部的政治责任。
　　《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就在《人民日报》转发“真理”一文的当天晚上，即5月12日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办公室（简称“毛办”）的吴冷西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说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等等。
　　紧接着，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在6月15日召开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又对“真理”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责“特约评论员”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有问题”。他特别对《人民日报》施加压力，说《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把好关”。
　　历史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冰雪毕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真理”一文发表后，全国各大报纸争相转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由此而展开。
　　再写姊妹篇
　　孙长江说，“真理”一文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功劳”应在吴冷西，要不是他批评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在吴冷西打电话指责《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第二天，胡绩伟就给孙长江打电话说：“吴冷西打电话严厉批评我了”，同时他也打电话告知了吴江。听了胡绩伟所说的情况，孙长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晚他就匆忙跑到吴江家里商量对策。他对吴江说：“我们赶紧写文章批驳吴冷西的意见，不然等我们被打倒后就没有发言权了。”吴江同意孙长江的观点说：“赶紧弄！”于是，在吴江同志的主持下，孙长江很快写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初稿，吴江在初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撰写和修改，定稿后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之后，让秘书张耀光回了个电话：“三个月以后再说”，意思是让冷一冷再说。从这个细节看出来，耀邦同志面对的压力很大，孙长江说，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汪东兴和华国锋。
　　看到文章发表的机会不大了，吴江索性放开手又将稿子作了三次修改。恰在这时，《解放军报》的副总编姚远方到吴江家里做客，他与吴江同志是延安鲁艺的同学。与此同时，正赶上《解放军报》6月2日发表了《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并且还特意在报眼位置刊登了讲话内容的摘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过了几天，姚远方就告诉吴江说：“华楠总编辑说文章可以用，文章的思想内容与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文章出来清样后，吴江提醒姚远方说：“是否请罗瑞卿总长看看。”
　　于是，《解放军报》又将稿子转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看后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把《实践论》的思想多引一点；二是把邓小平报告的内容再加一点。
　　文章发表之前，吴江同志用检讨的口气向胡耀邦汇报说：“我们没有请示您，把这篇文章送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报》说要刊发。”胡耀邦说：“我知道了，罗总长已与我通电话了。”
　　《解放军报》在发表该文时接受了吴江建议，不用个人署名，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6月24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全文17000字，在《解放军报》占用了第一版的大半个版，第二版的整版，第三版的一部分。这也是《解放军报》第一次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同样的署名全文发表。
　　孙长江说，这篇文章是“真理”一文的姊妹篇，其影响力甚至比第一篇文章还要大。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促使了第二篇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更高的水平写成和刊发。关于第二篇文章的历史贡献，沈宝祥教授在《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援引原《人民日报》社长李庄同志的话说：“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
　　无怨无悔
　　孙长江在中央党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调到首都师范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生涯直至离休。真理标准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驳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
　　三十年岁月沧桑，三十年真理永存。当年的“真理”战士们有的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已年逾古稀，他们的“带头大哥”——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如今已是91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孙长江说，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已不能经常见面，但还时常互致电话问候。谈起“真理”与“两个凡是”那场斗争，孙长江说，自己有幸成为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今天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着眼前这位年过古稀，却依然个性张扬的思想者，我不禁想起一句歌词：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怨无悔！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相关链接
　　从哲学之路到理论战士
　　□程冠军
　　身材魁梧的孙长江看上去很像一个北方大汉，其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1933年1月15日孙长江生于福建厦门，5岁那年，由于家庭的变故，他一个人跟随母亲到泉州生活。母亲是个小学教员，靠微薄的薪水养家并供孙长江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49年9月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跟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选调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历史系。谈到自己所学的历史专业，孙长江说，他自幼就不喜欢数学，同时也不喜欢外语，于是就挑选了一个不学外语和数理化的中国史专业。
　　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就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论谭嗣同》。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劳动。
　　1973年，孙长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讯》（《人民教育》的前身）当了一名编辑。当时科教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的秘书李琦，编辑部负责人是龚育之。
　　在科教组工作期间，他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毛泽东提出要找一个搞马列主义的中青年学者给冯友兰当助手，协助冯编写《中国哲学史》，这时，与孙长江要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一介列了一个名单，孙长江名列其中。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表示不愿意去，因为他考虑到冯友兰是哲学权威，自己怕难以胜任。最后，只好定下来每周去冯的家中两次。
　　孙长江说，在他的印象中，冯友兰留着长长的胡子，是一个很有大家风范的学者。接触了一两次，冯友兰就开始喜欢上了他这个有个性的青年助手。
　　那时的冯友兰被当做资产阶级的白旗，正在写检讨，有一次他把写好的检讨让孙长江提意见，孙长江看了检讨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尊孔派”，他就对冯友兰说：“不要这样写，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还有比您更大的呢？”冯友兰认为孙长江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接受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像我这样一个尊孔派”。
　　孙长江说，在给冯当助手之前，他作为一个“革命”青年，竟然经常与汤一介一起在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友兰的观点，为了使文章有力度，还时常生搬硬套一些马列理论，现在想来真是十分滑稽。他说，冯友兰是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与冯友兰的这段交往，使他获益匪浅。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胡耀邦到任后，首先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织揭批“四人帮”；二是组建党校的行政机构和各教研室。这时，在中央党校一直出于赋闲状态的吴江，进入了胡耀邦的视野，在组建教研室时被任命为理论研究主任。
　　1978年初，吴江找孙长江谈话，提出要调他到中央党校。因为吴江既是孙长江的老师又是老上级，孙长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党校——这块党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正是这一次选择，使得他由哲学之路走上了理论之路，成为了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