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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计横亘三千年的约会-博物馆展陈概述
【来自:中国审计 点击数:3828 更新:2008/6/25 9:23:29 】

        第一部分  古代审计陈列(西周至清末)
        从西周至清末三千余年间的中国审计是我国古代审计阶段。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审计的主流形式,可以将古代审计大体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官计审计阶段、上计审计阶段、比部审计阶段、三司与审计司(院)审计阶段和科道审计阶段。各个阶段中,其他一些审计形式也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主流审计形式的主导性地位十分明显。
        古代审计陈列位于中国审计博物馆一楼基本陈列区。
        1.官计审计阶段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审计的萌芽和产生阶段。西周官计制度中的审计,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夏代禹会诸侯于茅山的传说,以及殷商甲骨刻辞中透出的一些审计信息。至西周时期,官计制度中已经包含明确的审计模式。官计取意于《周礼》。《周礼》记载,大宰率领部属掌理天下政务,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各国,“以八法治官府”,即以八法来管理官府。《周礼》进一步将八法之八称为官计,“以弊邦治”,即考核整个王邦治理。官计制度主要是对官吏财经方面政绩进行考核监督的政治制度,包括每年一“岁计”、三年一“大计”。《周礼》关于西周司会、宰夫的职掌中,审计职能较为明 确。司会总管全国财会,负责全国财会稽核审计;宰夫主要检查监督百官司执掌的财政财务收支,这种双线并行的审计模式,对后代审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中央集权的国君控制管理全国和吏治的需要,上计制度应运而生,并广为运用。秦朝将其推广到全国,至西汉时,已臻于鼎盛。随着上计制度的发展,包含于上计中的审计监督内容越来越丰富。秦汉的监察体系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审计职能的职官和机构,这些职官通过审查账簿籍册,稽查赋税财物,使审计监督在对官吏的日常监督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秦汉律法加大了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力度,特别是汉代的《上计律》,把上计作为专门制度纳入法律条款,而审核财经钱谷、严惩赃吏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实施审计监督和处理提供了法规依据。上计制度到东汉时逐渐由盛转衰,甚至近于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3.比部审计阶段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前期,是中国古代审计向独立、专职化方向探索和发展的时期。曹魏初期产生了一个新的监督机构——比部。经两晋南北朝的演变,到北齐时,比部已经具有较为明晰的勾检职能。“比部”这个机构从字义上推断,应该具有核比、考核、审查之职能。作为独立的专职审计机构,比部的隶属关系不断变更,至隋唐归刑部,审计职能不断强化。比部审计时期财务勾检制度发展成熟。在中央集权的一元财政体制下,比部审计在唐前期发展到顶峰,中央各行政机构及地方各级政权,均设有身兼行政效率勾检与财务审计双重职责的勾检官,形成了广泛的审计网络。
        4.三司与审计司(院)审计阶段
        五代和元丰改制之前的宋,基本沿用了唐后期的审计制度,即比部审计职能弱化,作为财政管理机构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强化了与财政管理相结合的审计监督。中央三司属下三部勾院、都磨勘司、
    马步军专勾司、都凭由司等都具有审计职能;地方则由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通判、丞簿等兼职负责审计工作。元丰改制后废三司,中央审计工作重归比部,但很快又归并到户部。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避高宗赵构讳,将诸军诸司专勾司改名为诸军诸司审计司。诸军诸司审计司也称审计院,与登闻检院、登闻鼓院、粮料院、官告院、进奏院合称六院。诸军诸司审计司(院)是我国第一次以“审计”命名的专职审计机构。终两宋时,地方审计系统基本未变,御史台在对百官的监察中,也分掌一定的审计职权。
        5.科道审计阶段
        科道是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元明清三代以科道审计为主,监察机关集监察和审计职权于一身,形成了高度集权、机构庞
    大、制约严密的强有力的监察体系。元代御史台通过照刷文卷,进行财政财务审计,同时负责财经法纪监督,是明清科道审计的先导。明代废御史台设都察院,创建了科、道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审计制度,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有所增强。清代承继这一制度并有新的发展,将科、道合一,统归都察院。明清还建立了专门负责专项财经活动监督的专职御史,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得到加强,效率有所提高。清末预备立宪中,还借鉴国外经验,准备建立审计院,作为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专门审计机构,是中国审计向近代化道路迈进的一次尝试。
        第二部分  中华民国政府审计陈列(1912年至1949年)
        本展区陈列位于中国审计博物馆二楼。主要介绍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发展历程。鉴于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这一时期的审计,本区一并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与中国古代审计最大的不同,在于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审计制度的先进成分,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具体体现。然而,尽管民国时期的审计制度比较健全,审计法规比较完备,但是由于长期处于战乱,许多好的制度规定无法付诸实践。
        1.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
        北京政府成立后,由于财政极度困难,不得不举借内债、外债。列强银行团对借款提出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两个极为重要的是:在以中国盐款作抵押的同时,中国盐务同海关一样由洋人掌管;要求中国成立一个有洋人参与并有实权的审计机关,由洋人监督中国借款使用情况。1912年9月25日,为获得大借款,袁世凯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并发出大总统令,由赵秉钧、周学熙副署,设立审计处,任王璟芳为审计处代理总办,并登发《政府公报》,向外宣告中国政府审计机关正式成立。10月22日,北京政府批准施行《审计处暂行章程》。
        2.南方革命政府时期的审计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本营后,设立大本营审计局,这是南方革命政府开展审计工作的开端。孙中山等人对审计工作比较重视,大本营审计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监察院,审计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党政一体化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审计监督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实行监审合一体制,将对事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3.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期的审计
        南京国民政府借鉴北京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在中央先后设立审计院、监察院审计部,在部分省、市和公营企事业单位设立了审计处和审计办事处,并颁布了审计法等一系列审计法规,加强了审计工作。
        4.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时期的审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驻渝办公。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上述政治、经济新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调整审计机构,充实审计人员,修正并颁布一系列新的审计法规,加强了对财政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
        5.国民政府返迁南京时期的审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抗战胜利初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和平发展景象,审计工作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审计职能难以发挥,审计监督也无能为力。
        第三部分    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陈列(1927年至1949年)
        该展区也位于二楼,展示了1927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计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逐步成熟,曲折发展的光辉历程。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计发展的历史,虽然在战争年代审计制度并不完善,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审计活动仍然有声有色、重点突出。
        1.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审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审计从产生初期就体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无论是财政(经济)审查委员会,还是中央审计委员会,都独立于财政部门,受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特别是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三大权力机关之一,地位高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独立地从事审计职权,不受其他任何部门的干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的颁布奠定了审计工作的法律基础。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审计结果报告在《红色中华》报上全文公布,更提高了审计工作透明度,增加了审计结果的公开性。革命根据地的审计机关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苏区财政的统一,为保障苏区经济建设和红军的物资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效地遏制了贪污浪费行为的蔓延,加强了苏维埃政府的廉政建设。
        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审计
        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不但经历时间较长,相对稳定,而且审计机构和审计法规、制度也较为健全,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审计工作有着先导、示范作用,具有较大的影响。边区审计机构的设置和当时重要的审计法规,都是由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和颁布的,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边区的审计工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审核全边区行政机关之预算、决算的事项”为其首要任务。审计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始终放在审批、核销财政收支预、决算,特别是审批、核销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经费、粮秣、被服等项支出方面。把审计调查与审计结合起来,也是当时审计工作的一个特色。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对于贯彻革命的战时财政方针,维护财政经济秩序,巩固与发展边区革命政权,支持全国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3.抗日战争时期其他根据地的审计
        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为了保证战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各个根据地建立审计机构,实行审计制度是极为必要的。适应抗战需要,审计机构有时独立于财政,有时为精简机构与财政合一,但是审计职能一直独立存在,审计工作一直得到重视。各根据地最高审计机关的领导,基本上都由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兼任,如晋察冀边区审计委员会成立时,由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兼任边区审计委员会主任;苏中区审计委员会成立时,由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4.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审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已具有较大规模。各解放区审计机构的设置并不统一,隶属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审计体制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由于当时审计业务比较简单,人员较少,在财政部门内设立审计机构的情况比较普遍。不少边区都曾设立由党政军等方面负责人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领导审计工作的权力机构,能够给审计最高的权威支持。晋冀鲁豫边区在财政部门设立审计机构的同时,独立设有审检厅,在各解放区中独具特色。这一时期,各解放区都自主制定了适应当地情况的一些审计法规,法规体系已显雏形。总体上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经济环境下,解放区的审计对于发展经济,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新中国建立新的审计制度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
        中国审计博物馆三楼为临时陈列区,目前展出介绍的是新中国审计发展历程,包括建国初期的审计、1982年宪法公布后的审计发展、港澳台审计、世界各国宪法对审计的规定摘录、审计外交活动礼品展等。限于篇幅,本刊不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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