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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和维护，离不开一代代人薪火相传。伏生，一个几欲淹没在历史中的名字，今天重新被后人提起。
　　两千多年前，在中华文明历史的传承中，他跑出了重要的一棒。
　　6月16日，小雨，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村民伏祥吉的家院里一片青葱。与普通的农家小院相比，这个院子略大一些，正北和东侧的房屋仅存几面断壁，青灰色的古砖散落。在主人精心打理的菜园中，隐没着厚实的石阶和敦实的石柱基座，提示这个院落非同寻常的过往。
　　伏祥吉和妻子颜玉芬，今年都是85岁高龄，居住在院子的西厢房中。推门进去迎面中堂上题有一诗——祖龙枉以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王渔洋作）
　　这座院落就是曾经的伏生祠，伏祥吉是伏生的第69代孙。
　　金字匾额“尚书再造”
　　清代诗人王渔洋的这首诗作，句句暗含典故，最末一句所提伏生，是秦汉时一位重要的文化传播者。伏生名胜，邹平（时属济南郡）人，生卒年代不详，秦朝时征为博士。据当地老人回忆，邹平魏桥镇冢子村原有伏生墓，牌坊上悬金字匾额，书“尚书再造”四个大字。
　　重新认识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学者，不能不提《尚书》。《尚书》，意为“上古帝王的书”。朱自清在《尚书第三》一文中指出，“《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君王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
　　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经历了秦始皇焚书的劫难，如今所存的29篇《今文尚书》就是经由伏生冒死传递。
　　藏书于壁独得二十九篇
　　《汉书·儒林传》对伏生传《尚书》的事迹有明确记载：“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寥寥数语，再现了当时情景。秦始皇下诏焚书，伏生冒诛杀之罪，将一部《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发生兵乱，他多年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回来取书，发现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
　　失去数十篇的原因何在，据学者推测，当时《尚书》书写于竹木简上，水蚀虫蛀极易造成损失。书籍本身数量有限，经过一场文化浩劫，伏生挽回的29篇《尚书》非常珍贵。他把仅存的《尚书》一一抄录整理。
　　汉惠帝四年正式宣布废除秦朝制定的“挟书令”，民间藏书取得合法地位。伏生在齐鲁一带广招弟子，传授《尚书》。齐鲁一带儒生纷纷拜他为师，“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后来汉文帝知道了伏生的名字，想召他入朝讲《尚书》。据《汉书》记载，当时伏生已90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太常掌故晁错来从他学。90岁在古代是很稀有的高龄，伏生年事已高，言语含混不清，靠女儿羲娥传言给晁错。《尚书》是上古文字，佶屈聱牙，加上晁错不熟悉齐地方言，在邹平逗留半年左右时间才将《尚书》的章句全部理解记录下来。据邹平文史研究者王红考证，伏生把《尚书》交付官方，用尽了生命最后的力量。晁错走后大约一年，伏生去世。
　　祭祀旧景香火旺盛
　　自儒家正统地位确立之后，伏生的贡献被历代褒扬。唐贞观二十一年，诏命伏生从祀文庙；宋咸平三年封他为“乘氏伯”。为伏生赋诗作词的文人不胜枚举，王维、展子虔、赵孟頫、唐伯虎等画家也都曾以“伏生传书”为主题作画。
　　在野史传说中，伏生的形象更为可亲。他幼年生活困苦，居住在石屋里，天性勤奋好学，从十岁起就攻读《尚书》，“以绳绕腰领”，读一遍《尚书》打一个结，“十寻（八尺为一寻）之绳，皆成结矣。”（段成式《酉阳杂俎》）
　　据邹平文史研究者王忠修考证，元代以前，邹平伏生故里就建有伏生祠，历代多次重修。伏祥吉老人仍能忆起当时祠堂景象———正殿内立伏生像，伏生像一侧是伏姑羲娥，墙上挂有明代杜堇所绘的《伏生授经图》。正殿西侧是晁太常祠，前方是祭堂。伏生祠香火旺盛，每年二、八月十五，当地官员、士绅及伏氏后人都要来到伏生祠，按辈分高低、年龄长幼列队，三跪九叩进行祭拜，声势庄严浩大。
　　伏生祠的存在，也带给这个村落别样的风俗。据传六月六是伏姑的生日，伏氏家族的女性后代，每人要为伏姑做一双鞋，拿到祭堂里烧掉。旧时村民办红白喜事摆宴席，杯盘盏碟不够用，经常要到伏生祠借“窑货”（碗碟），因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伏生祠里的窑货——借不完”。伏生祠人气之兴旺可见一斑。
　　“圣人参军”最后一个奉祀官
　　伏生后裔世袭五经博士，自建伏生祠后，历代皆设奉祀生，最初由伏氏直系长孙担任，主持祭礼。清康熙后，奉祀生则从圣贤后裔俊秀的子孙中充补，要由地方官考试，经礼部审查注册才能任命。到民国三年二月，奉祀生更名为奉祀官。
　　伏生祠的最后一个奉祀官是其第69代长孙——伏伯言。伏伯言是伏祥吉的兄长，在老人和当地文史研究人员的口中，伏伯言的故事带有原生的传奇色彩。
　　1937年，30岁的伏伯言在当地小店学堂担任校长，居住在伏生祠的东厢房中，拥有作为奉祀官所享有的近百亩农田。当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者轰炸邹平，伏伯言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主动找到黑铁山起义的部队，并带上从邻居家借来的手枪和学校的油印机参了军。
　　伏伯言用自带的油印机印发抗日宣传材料，受到廖容标司令的欢迎。伏家是当地望族，奉祀官是“圣人”之后，伏伯言的参军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的抗日宣传刊物以“圣人参军”为题，展开宣传，发动更多人加入抗战。
　　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伏家对伏伯言参军的行为持反对态度。1938年春节前夕，伏伯言回家探亲，被扣在家中不准返回部队。伏伯言趁家人不在，用石头砸坏了栅栏门，制造了自己被人绑架的假象，返回了部队。伏伯言跟随这支抗日军队，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解放前夕随军南下，解放后曾任浙江省粮食局局长、交通厅副厅长等职。1992年6月病逝。
　　随着最后一个奉祀官离去，时代变迁，伏生祠也由兴盛转向落寞。据当地老人回忆，解放后，先是祠内的伏生、伏姑像被扒倒，改作镇上的粮仓。“文革”期间，伏生祠的主要建筑被拆，祠内石碑被打碎砌入新建的房屋中，拆得上好的木料被卖到周村等地，卖来的钱，买了8台柴油机，配给了8个生产队。
　　时至今日，伏生祠遗迹犹在。建筑虽难掩破落，院内却生机盎然——在两位80多岁老人的照料下，院子变成了一方整齐的小菜园。没了顶的晁太常祠，推门只见脚下一方碧绿，果菜青青。伏氏后人仍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如今已经延续到第73代。
　　据了解，目前邹平县委正在准备对伏生祠作进一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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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存疑
　　□卞文超　整理
　　《尚书》约成书于3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被称为《书》，到汉代被叫做《尚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由于它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政事史迹汇编，其中的《禹贡》又奠定了当时中华版图框架，有学者将《尚书》推崇为中华民族的“时空定位”之书。
　　在儒家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问题也最多。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相传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删书为百篇，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全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据朱自清的研究，《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的说法。汉文帝时，伏生传授自己保存的29篇《尚书》，掌故官晁错用全国统一的汉隶进行书写记录，此29篇得名《今文尚书》。伏生的弟子整理了伏生讲《尚书》的讲义，作成《尚书大传》释义。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尚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又称“蝌蚪文”。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对经书加以整理，发现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16篇。这称为《古文尚书》。
　　汉武帝时，孔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成为“逸书”，只能存档于皇家图书馆里。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对照古今《尚书》进行解读，但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一直未能广泛流布。
　　由于《古文尚书》的语焉不详，后世所传真假多存疑窦。三国末年，魏国王肃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并被定为一尊。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25篇《古文尚书》是伪造的，这个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的伪《古文尚书》才最终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