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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又发排行榜，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于是，各种辩解再度出现。但我们不想关注，中国究竟排在哪里——

　　我们只是想知道老百姓的直观感受。他们面对税负态度如何，他们有多痛苦？

　　哪个阶层更为痛苦？

　　税痛　

　　中国的税负现状如何？这是一个颇具罗生门色彩的话题。如果你问私企的老板或者普通的百姓，他们往往会引为切肤之痛：重或者很重；如果你要问到政府部门，他们往往会举出宏观数据：不重或者偏轻。

　　最新一期的《福布斯》言论，无疑使这个话题如火上浇油：“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像往常一样，中国官方出面驳斥，税务专家表示其指标体系并非国际公认，其排行榜娱乐性强于科学性；媒体则在争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一时纷纷纭纭。喧嚣之下，也有更多的人在思考：中国人的税负状况到底是怎样的？纳税人是幸福还是痛苦？其原因又是怎样？一场宏观的争论，在此转为更为民生的话题。

　　税负现状分析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6年中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这个数字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表示异议，他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已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这一判断的背景是中国税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线型增长，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达37636亿元；近年来的增速均超过20%，远超GDP、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与周天勇一样感觉税负较重的，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指出，一方面因为税基比较窄，税负主要落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及个人身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1994年，我国工薪项目个税32.13亿元，占个税总收入的44.21%；2000年工薪阶层缴纳283亿元，占全国个税660亿元的42.86%；2004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绝大多数。2005年，工薪阶层为个税总收入贡献了60%的份额，而富人的纳税份额不到10%。

　　税收专家刘桓认为，在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下，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有网友指出，这实在有违“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原则，税收本应发挥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劫贫济富”。

　　税收到哪里去了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日前的调查，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却没有随之增高。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出阳光监督老百姓“钱袋子”的问题。

　　在上海“海归”老刘看来，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近乎玩数字游戏。试问如此多的税收之下，我们的福利如何呢？老刘对此深有感慨：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已经囊括了国民的生老病死，在美国，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而在中国，税率从来都不考虑家庭因素，把养老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在老刘看来，税收的法理逻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与高速增长的税收相呼应的却是“GDP崇拜”下公共服务的递减：教育和医疗卫生已经不是一种福利，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已成为压在纳税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我们的税交到哪里去了？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的小吴，对每月要交1000多元的税养活“腐败分子”耿耿于怀。他认为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纳税人税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2004年，国家审计署核查了2002年和2003年全国的行政经费、税收、基建、金融信贷等违规情况，共审计出违规资金2.252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4000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

　　哪个阶层更痛苦

　　《福布斯》的排行榜，以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等一系列指标，把“痛感”量化，并得出在税负上“谁更痛苦”的结论。在小吴看来，数字总是冰冷的，而“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公众之所以对税收痛苦乃至愤怒，在于税收的公共服务逻辑没有得到理想回应，公共服务质量仍待提高，公共保障制度仍需健全。

　　没有得到理想回报的税收，似乎已构成纳税人不能承受之痛。这痛苦似乎是普遍的，哪一个阶层最为痛苦呢？小吴认为：追问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探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现状。

　　税收面前，谁更痛苦？是靠工薪为生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吗？随着税基的加宽，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他们的痛苦能减少多少？是农民兄弟吗？废止《农业税条例》以后，每户农民每年可以多得五六百元的收入。他们曾经的痛苦能永远免除吗？

　　是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税收的新社会阶层吗？对富人的收税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富不税”现象更是千夫所指。相关税收监管政策早在1994年就已开始，13年来，更是下发了10多项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他们会不会更痛苦？

　　是被称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的中产阶层吗？那些年收入10万元到几十万的人群，当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而2006年，年入12万以上者须自行申报个税政策出台，他们是不是更为痛苦？　　财政部孙钢：拿工薪阶层说事是个误区

　　百姓感受的税收很浅薄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待这一数据和排行的？

　　孙钢：我不知道这些排行的依据是什么，而且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多少。以前看过一些事务所做的排行，比如他们所说的税负都是百分之七十、八十多，就像是外行人在讲话。他们直接把税率相加就等于负担率，这是不科学的。

　　南都周刊：民众对税负的感受，所谓“税痛”必然包含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您如何看待民众的这种心理？

　　孙钢：其实现在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税收还是很浅薄的。很多人对自己负担的税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中国的税绝大部分都来自企业，但负担实际上都是百姓的。比如买东西，东西的价格里都是含税的，你每天只要花钱就等于向国家负担了税款，但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价内税，老百姓看不到税的存在。在国外买东西，任何物品价格下都有一个税。他们的销售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都是实行的价外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

　　南都周刊：有的论者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未必就相同；相反，在某些税收治理条件下，由于纳税人的人格没有获得较高的尊重，可能在税负不高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却特别强烈。

　　孙钢：如果老百姓比较理解这个税种，知道国家收了税是为百姓服务的话，像北欧一些国家，他们税收高福利也高，那么他们对此就会比较认同。我们一般认定一个国家的税负都是用宏观税负来衡量，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总额和GDP来比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税负只有18%。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一个偏低水平。

　　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内资企业税负重，而外资企业税负轻；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中小企业税负重，而大企业税负轻。在您看来，哪个阶层所承担的税负是最重的？

　　孙钢：对企业造成直接负担的是所得税。外资所得税会轻，内资所得税要重，这个别是客观现实，但我国也没有超过国际标准。现在喜欢拿工薪族说事这是个误区，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里面有月入几百元的，也有月入几万元的工薪族。这个差距很大，如果笼统地讲工薪族是很难说的。工薪族按月发放工资，这个在个人所得税里占的比例是很高的，国内外都是一样的。而且国外在其中的比例比中国还高得多。像美国在70%多，我国去年是在52%左右。

　　我们缺乏富人纳税排行榜

　　南都周刊：但富人经常通过各种办法逃税，造成高收入者纳税未必高，可能来自工薪阶层的不平衡感就来源于此。

　　孙钢：是的。但目前的税制是很难制约他的，比如演艺明星，他们的收入都是很高的。但他们签的协议都是税后的，交税的应该是投资方，明星是不用交税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富人把一些生活的开支通过企业来逃脱。这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目前的税法在这方面没做明确的规定。所以目前所偷逃的都是企业所得税不是个人所得税。

　　其实高薪者纳的税比低薪者多得多。像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一年交个人所得税两百多万，这些人人数不多，但税收交得多。今年总局有资料显示，今年按税率25%纳税的人增长了8%。但按30%纳税的增长了33%。所以不能说高薪收入者方面税收低缴了，问题出在其他方面。如通过企业走账、期权，企业家持的股票价值很高，但暂时都没有兑现。再如现在股市好，但我们对炒股赢利是不征税的。我们的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改善。像对工资外收入的统计，如现在地税的分区域管辖，北京的地税局就管不了从北京去上海上课的人。

　　南都周刊：税收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实现社会公正，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孙钢：我们现在在纳税宣传方面还不够，没有所谓的富人纳税排行榜，很多富人纳了税老百姓也不知道，而美国的总统纳了多少税是公开的。这方面应多做披露，在体制和制度等方面还需要完善。税收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他的主要职能还是组织收入，并不是有了收入就没有贫富差距了，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制约机制。　　茅于轼：工薪阶层应该最痛苦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痛苦是因为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税务局和纳税人在对峙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中美两国个税和生活质量对比

　　国外的销售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都是实行的价外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南都周刊生活报道

　　个税含义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你多交的会退回给你，退休时国家每个月会给钱养老。

　　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税率单位

　　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如果你的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

　　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中国没有养老，年轻人可能要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要求单位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

　　失业

　　在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

　　在中国现在我个人和单位每个月交了300多元失业保险，如果失业，可能可以拿到400元人民币。

　　买房

　　美国买房退税，中国买房交契税0.75%到2% 。

　　买车

　　美国退税，中国缴税。

　　生活质量

　　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上大学之前免费。

　　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此外还有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

　　高税收高福利的欧洲

　　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高，但并不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

　　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丹麦公立学校是不用交学费的，而且对学生来说，政府每月都有补助，补助足以支付每月的开支。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免费上网号。AOF是免费学习丹麦语的地方，不光是免学费，而且提供书本、铅笔，甚至免费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