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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皇乾隆所布置的官僚系统，就像一张威力无比的魔网，笼罩在新皇帝嘉庆的周围，使新皇帝不能施展拳脚。
　　为太上皇铺设权力之网的，就是权倾朝野的满洲贵族和珅。
　　但，在太上皇去世仅仅十五天后，和珅便在狱中奉旨自缢。
　　而此时的世界列强，正在崛起，并把欺凌的目光投向中国。
　　1796年，在大清帝国出现了两个并存的年号——乾隆六十一年和嘉庆元年。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纪年现象，源于帝国宫廷内一次闹剧般的“禅让”。
　　“超级男声”
　　这年的正月初一日，乾隆从太和殿内的皇帝宝座上走了下来，排行第十五的皇子颙（yǒng）琰登极，是为新皇嘉庆。
　　新皇登极，开始采用新的纪年，1796年当为嘉庆元年。但在紫禁城内，乾隆以太上皇之尊，仍在接受百官的朝贺，新的纪年并未立即执行，而是沿用过去的年号，1796年仍然是乾隆六十一年。于是，这段历史的记述就与同一时期帝国经济政治的状况一样，杂乱无章。
　　乾隆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出金銮宝座，是“遵循祖制”。圣祖康熙在皇帝的位子上坐了六十一年，素来谦虚谨慎的乾隆自知无法逾越祖父这座高山，于是就有了这次“禅让”。帝国广阔的空间向来就是乾隆皇帝的“政治秀台”，自登上皇帝宝座之始，六十年间，“政治秀”无时无地不在上演。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表演欲望依然旺盛如斯，如果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作秀”水平来一个大比拼，那么，乾隆皇帝就是当之无愧的“超级男声”。
　　乾隆“禅让”出去的，不过是一个皇帝的位子，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并不厌倦权力，他不在其位者却能谋其政，端坐其位者却只能望权兴叹。新任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太上皇的掌控之中，太上皇所布置的官僚系统，就像一张威力无比的魔网，笼罩在新皇帝的周围，使新皇帝不能施展拳脚。
　　为太上皇铺设权力之网的，就是权倾朝野的满洲贵族和珅。
　　红色胎记
　　乾隆皇帝66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和珅。那时，和珅不过一名世袭的轻车都尉，为紫禁城内众多青年侍卫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乾隆那位长着红胎记的恋人就是传说中的香妃。香妃本是雍正的宠妃，因与年轻时的乾隆有不伦之恋而被太后赐死。和珅因额头上有一小块红色的胎记而成为乾隆的侫幸。这个传说似乎过于荒唐，但和珅从此官运亨通却是千真万确。当年闰十月，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次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第二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迅速进入帝国权力的最高层，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廷大员。而此时，和珅还只有27岁。
　　权势熏天
　　如果说在此之前，和珅的擢升还与红胎记有些关联，那么在此之后的发达则与和珅的非凡才能密不可分。这位没有任何功名的八旗子弟精通满、汉、蒙、藏等多种语言文字，仅此项才能就足以使他成为朝中翘楚。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事中，同样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乾隆皇帝经常使用各种文字对不同的对象下达圣谕，边境呈上的奏报亦为多种文字写成，大量的起草、翻译事务，让和珅的语言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皇帝陛下的赏识自然不言而喻。
　　1780年，31岁的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地查办了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回京以后，又向皇上表述了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乾隆皇帝由是见识了和珅的干练。
　　1787年，帝国政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珅为钦定的二十位功臣之一，绘像进入紫光阁。
　　到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和珅已是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熏天，以至于英国人都知道，许多中国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和珅是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聪明才智再加上无边的权力，极易使人堕落。和珅哪能例外？以“小聪明”式的权术笼络同僚、排斥异己，本来就是帝国官场稀松平常之事，和珅更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贪污贿赂，此时在帝国上下已成燎原之势。只不过和珅的权力更大，贪欲更大，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为可怕。和珅就像宇宙中的那个“黑洞”，将一切接近于他的财物吸纳殆尽。其贪污受贿的财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著名的贪污犯，大名鼎鼎的严嵩、贪财好货的乾隆也难以望其项背。和珅的贪欲，更像一股妖风，所刮之处，贪风四起，所涉之官，官官皆贪，而且妖风既起，即便用尽严酷之律，也极难根除。
　　招来忌恨
　　尽管形形色色的记载表明和珅机智伶俐，善察人意，但位高权重难免让人得意忘形。飞扬跋扈的和珅不但在名利场上肆无忌惮，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有恃无恐，除了乾隆皇帝之外，目中更无他人，甚至连皇族成员也难入法眼。至少在对待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皇子颙琰的态度上，人们看不出和珅的机智。颙琰被内定为皇储以后，常随乾隆皇帝左右锻炼朝政，和珅的傲慢已经招来颙琰的忌恨。1796年“禅让”以后，和珅的权势更大。以和珅的机巧，此时应该意识到，他个人巨大的危机近在眼前，但此时他的政治智慧几近于零。他仍然通过他建立起来的官僚系统，一如既往地为太上皇掌控朝政，而对于新任皇帝则处处制约，让新任皇帝寸步难行。在满洲皇族眼中，任何皇族以外的人都是为皇家服务的“奴才”，权势显赫的人也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奴才”而已。如今，“奴才”居然如此嚣张！新仇与旧恨一起涌上心头的时候，两百多年以后的人们都能感觉到嘉庆皇帝渐渐显露的杀机。
　　身败名裂
　　1799年春节刚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还在不断地炸响喜庆的鞭炮，宫廷中却传出了太上皇病重的消息。虽说太上皇的身体一向健康，然而毕竟八十有九，太上皇病危的消息并没有让多少人感到意外。但因新皇帝早已就位，新老领导班子早已顺利交接，故而也没有太多的人对太上皇病危的消息感到惊慌。没有感到意外和惊慌的人群中，也包括和珅和他的官僚系统。正月初三日，太上皇在养心殿驾崩。梓宫移至乾清宫，嘉庆皇帝就颁下谕旨，命和珅和他的若干死党为大行皇帝昼夜守灵，不得离开。皇帝陛下却于乾清宫外，公布和珅罪状，革去和珅本兼各职，查抄和珅家产。五天之后，和珅被捕入狱。又十天之后，和珅在狱中奉旨自缢。此时，距太上皇去世仅仅十五天。
　　帝国衰落
　　乾隆与和珅相继死去，漫长的“盛世”亦告终结。而和珅由盛极一时至身败名裂的人生轨迹，也隐约显现了大清帝国的盛衰嬗(shàn)变。
　　乾隆去世后十个月，大洋彼岸的乔治·华盛顿也离世而去，身后是百业待兴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华盛顿参与创建的权力体制，保证了这个新兴联邦国家的健康成长。仅仅几十年以后，尚在襁褓之中的美国就急吼吼地加入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行列。
　　这一年的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成功地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国第一执政。法兰西民族在沉沉浮浮的动荡中走进了新世纪。然而，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是这个民族锲而不舍的追求，从而也就成为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依此看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基点上，大清帝国与西方各国的战略态势大体平衡，人们并未看到帝国较之于欧洲各国的明显劣势，甚至，在国力上，帝国还有诸多的优势为他国所没有。至少，可以肯定地说，此时还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击败帝国的绝对实力。
　　然而，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现代文明的大幕已经开启，科学潮流势难阻挡。反观中国，既没有法兰西民族那样对民主与法治的积极追求，又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工业革命开端，更没有美国人那样的分权与制衡的政治制度，而只有一个僵化刻板、没有任何应变能力、封闭在农业系统之内的皇权体制。一正一反，构成了盛衰连环的互为因果关系，遂使几十年后的欧美和中国，云泥有别。
　　18世纪90年代，流传已久的小说《红楼梦》得以全本刊行。这部由曹雪芹创作、后人续补的伟大文学作品在帝国上下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书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多嘴的焦大说过的一句话最耐人寻味：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
　
                                                                   　《1750-1950的中国》
　                                                    　汪中求王筱宇著新世界出版社